首页 > 文章 > 思潮 > 思潮碰撞

新自由主义:矛盾性、本质及非均衡发展——兼议哈维的中国警示

杨虎涛 · 2019-01-09 ·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随着新自由主义得益者阶级力量的壮大,它就倾向于摆脱国家权力,并且对它进行重新调整,使国家经济社会体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发展。就新自由主义的偏金融、偏资本这两个关键本质而言,中国要真正避免新自由主义的路线陷阱,始终要谨防和控制金融食利者阶层,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在政策偏向上要偏劳动者阶层,致力于提升大众福利。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被普遍视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所结出的恶果。围绕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推动力量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总体而言,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核心主张并不存在分歧,但对新自由主义的适当性、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内在驱动力问题,则存在不同的声音。非正统经济学,尤其是左翼激进传统的经济学,集中地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毫不掩饰的批判,如大卫·科茨、哈维、霍奇逊、奥哈拉等。在他们看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三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武器不仅未取得实质性的经济进展,反而恶化了社会分配状况,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但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失败说和危机根源说,而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仍有其合理性,甚至其绩效也需要客观评价。

  事实上,作为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存在着微妙的区别与无法分割的联系,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在转化为各国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时,并不是同质化的。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推行者和接受者,以及他们不同的基础条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是均衡的。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及其驱动力量极为复杂,这同时也意味着,判断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影响,需要一种更为全面和更为综合的视角。

一、新自由主义:一种内在矛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和批判者对其历史脉络和思想根源并并无多大异议。作为一种以NEO(复兴的)而不是以NEW(不同的)为前缀的思想潮流,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的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定律,以及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等。而新自由主义的近期发展,则集中体现在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代表新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等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学派和分支的发展中。秉承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这些学派普遍认为,自由市场可以保证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都会影响市场效率,因而主张小政府、私有化与自由化。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一度被边缘化,但在凯恩斯主义开始走向衰退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又开始崛起,籍由里根、撒切尔夫人在美英的实践,以及芝加哥小子的拉美实验,而后经约翰·威廉姆森借力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华盛顿共识,开始推广于东欧转型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至华盛顿共识阶段,新自由主义不仅着力于推行其经济制度和政策主张,而且在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旗帜下,将其扩张目标直指政治和文化的西方化。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政策指导和学术指南。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私有产权是自由市场的前提,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是人类配置资源和保障社会福利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一个以私有产权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内,国家或者政府应当最小化,因为有效市场与国有制不兼容,与政府管制也不兼容。政府,或者作为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的无知无能者,或者作为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腐败与创租主体,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和替代都将是无效和不必要的。与这一核心主张相对应,新自由主义者的政策主张则表现为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三化”涉及公共物品供给如教育、医疗服务甚至军事服务的市场化、国企私有化,以及包括贸易、利率和汇率在内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了确保“三化”不受干扰,新自由主义还预设了政府的无为或最小边界,也即,严格控制预算赤字的财政纪律、遵循经济收益原则的公共开支、扩大税基而非税率的税收政策等。

  然而,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混合物。这种矛盾首先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两者存在着经常性脱节。即哈维所称的“它会因时因地的做出迥然相异的强制调整”(大卫·哈维,2016)。在这种强制调整中,与新自由主义者对其理论奉有宗教般的虔诚信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往往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色彩,出于政治和社会考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推行者往往会“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做出种种背离新自由主义理论教规的政策决定。哈维举例指出,布什鼓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但是强征钢铁关税,为的是帮助他在俄亥俄州赢得选举;欧洲人一方面对农业实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又在其他的事情上出于社会、政治甚或美学的考虑,而坚持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体现为:一方面它呼吁国家走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国家无处不在。这一矛盾的讽刺性在于,崇拜市场和排斥政府的两难选择往往并非源自众所周知的“市场失灵”,而是市场垄断主体利益受损时,新自由主义就会求助于政府干预来“保底”或者保护其既得利益。例如,新自由主义主义一方面在市场有效论的基础上主张金融自由,认为再复杂的金融市场,都会被市场本身自我纠错,但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又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注资和担保,典型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担保;又如,新自由主义预设市场的最大优点在于其对竞争性的确保,但新自由主义的投资自由化又加速了企业并购,从而导致垄断更为集中。如果要保护竞争,就不得不引入政府干预;再如,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补贴,认为这种扭曲价格的行为必然导致寻租和低效率,但又经常以国家利益和国家竞争优势为名,要求政府进行研发补贴和贸易保护,以确保长期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攫取垄断利润。这种矛盾性的最终结果,就是波兰尼所曾指出的,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计划,最终只能靠权威主义来维持。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重矛盾则在于,它以自由为名,消灭、遏制和剥夺了自由。为了在市场有效——而有效市场必然导致垄断这一悖论中寻求“理论正确”,新自由主义者力主“可竞争论”,却无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体系和技术体系内,所有市场都维持较低的进入壁垒和完全竞争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必然发生的高资本壁垒、高技术壁垒和标准壁垒,必然会使大量小企业失去竞争自由。新自由主义者进而辩称寡头竞争有效论,认为三家以上的企业就可以确保完全竞争,无需以拆分的方式反垄断,却无视寡头合谋的可能性,也无视寡头游说政府从而获得长久保护的可能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如果美国的巨型企业认为他们游说政府的活动,导致政治与经济的高度融合,他们就会放弃这种游说活动”(科林•克劳奇,2013)。较之古典自由主义者始终强调大量企业竞争才有效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者大胆“创新”,立主对寡头垄断采取宽容的态度。克劳奇指出,在股东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企业利益的三难选择中,盎格鲁——美国立法过程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竞争法面临的两难选择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处理方法,那就是企业必须为股东的利益服务。

  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暴露了其本质上的价值非中立特征。事实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滥斛,还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流行,都只是帮助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者实现了一次权力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凯恩斯时代的镶嵌型自由主义的脱嵌。在凯恩斯时代的镶嵌性自由主义中,市场进程和企业公司活动处在社会和政治的约束网络中,“而新自由主义就是要把资本从这些约束当中脱嵌出来”、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赤裸裸的阶级权力的复辟”(大卫·哈维,2016)。科林.克劳奇也指出,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替代的原因根本不在于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的根错误,而是凯恩斯主义所代表的阶层——西方工业社会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影响,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衰退(科林•克劳奇,2013)。而哈维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把新自由主义化理解成为一项乌托邦计划,一项旨在实现国际资本重组的理论规划,或者把它解释为一项政治计划,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且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在这两个目标当中,后一个目标实际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它在重新激活全球的资本积累方面,并不非常奏效(大卫•哈维,2016)。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经济自由,本质上只是对资本而言的,而对雇佣工人和中产阶级而言,新自由主义只是意味着对资本的隶属和更大程度的被剥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力主反最低工资法案、用涓滴效应为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辩解,在政策上打压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就是这一“选择性自由”偏向的最佳佐证。

二、偏资本与偏金融: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偏资本和偏金融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其手段,而这些手段因其具有辩护性“效率”的掩饰,往往遮盖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这种偏资本和偏金融的导向,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推动力量所决定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恢复和强化上层阶级的权力、收入和财富。而就偏资本和偏金融这两个关键特征看,新自由主义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表现是“无可挑剔”的。

  抑制劳工是新自由主义的首要目标。而新自由主义政策也的确成功地打击了工人阶级,削弱了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力,其突出表现是工会成员率下降。数据表明,美国工会成员率从二战期间的的35%下降到1975年的25.3%,到2010年下降至11.4%。其中,私人部门的工会成员率更低,到2010年尚不足7%(朱安东,蔡万焕,2012)。在削弱劳工组织能力的同时,在劳动力雇佣上,则任由公司进行大规模裁员或采取临时雇佣的方式,在投资区域选择上,则倾向于从工会势力强大的地区流向尚未形成工会或限制工会力量的地区,从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强的国家和地区流向集体议价能力弱甚至基本缺乏的国家和地区,并以此进一步削弱在岗工人的议价能力。保罗•罗伯茨指出,2000——2010年十年中,美国经济只能在本土非贸易服务业当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也就是餐厅服务生、酒保、救护人员,医疗服务和零售行业这类工作,而真正的受益者是获得资本回报的股东,以及因为人力资本降低和利润提高而获得业绩奖金的公司管理层(保罗•克雷格•罗伯茨,2013)。而奥拓对欧洲16个国家的研究也表明,1993-2010年期间,欧洲十六国均出现了低教育水平、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职位增长和中等收入的技能型就业岗位的下降(Autor D H.,2015)。

  与劳工阶层谈判能力弱化对应的,则是高失业率和实际工资的停滞甚至下降。大卫·科茨等人的研究数据表明,即使在新自由主义者最引以为傲的里根任期内,美国的失业率也平均达到了7.5%,而在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任期内,英国的失业率则超过了10%。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失业率甚至一度超过10%。1974-1979年期间,英国的平均失业率为6.7%,而1980-2000年期间,平均失业率则高达8.4%。与劳工力量被削弱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上升相伴,新自由主义国家同时呈现出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停滞不前。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工人的小时实际工资一直未能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而英、美、法、日四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工资上涨明显比在受管制的资本主义阶段要慢得多。其中,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工人实际时薪增长率为0.02%,而在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期间则为-0.47%。而工资和薪水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在2005年达到了创记录的最低水平,当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7%上升到2006年的12.2%的同时,同期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在偏金融方面,新自由主义者的成绩更为显著。打压劳工、灵活雇佣、控制工资上涨以及削减社会福利等系列措施减少了资本家的成本,从而使利润率得以恢复。1981年,欧洲三国和美国达到综合利润率的最低点,随后开始逐步回升,并在2005年返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但高利润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投资,在金融自由主导模式下,新自由主义更倾向于认为市场基础的金融性资产配置比未分配利润的再投资更有效率。拉佐尼克和奥丽苏文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股东价值思想的流行,美国公司开始抛弃“保留并再投资”,取而代之以“裁员并分钱”的新经济模式——股东价值至上,雇员无关紧要(威廉•拉佐尼克,玛丽•奥苏丽文,2004)。籍由不受管制的金融化和对大规模部门合并的鼓励,大量的金融寡头以及无数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无比庞大的金融市场开始主导经济生活。

  如果说通过“偏资本抑劳工”提高利润率只是为金融化提供了可能性,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与《全国性证券市场促进法》等一系列金融去管制政策的出台,则意味着金融化的必然性。而金融化一旦启动,就会极力挣脱所有可能的壁垒和束缚,开始膨胀过程。张晨等人的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金融部门的产值持续快速增长,其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8.3%,较1987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了1.93%和1.51%。同时,美国经济中利润来源越来越依赖于金融部门:1987年,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占其经济总利润的比重仅为18.7%,而2001年,这一比重就上升为44.6%;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利润占其经济总利润比重的均值为17.22%,90年代上升25.88%,2000-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则达到35.94%(张晨,马慎萧,2014)。大卫·科茨的统计则表明,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其巅峰时期创造了企业总利润的40%,而在英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则达到了25%。福斯特的研究也表明,1995年,六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拥有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为55%,2010年(第三季度)则到了6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11)。

  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的产品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奢侈品消费增长、高于工资增速的劳动阶级借债消费以及对未来利润和需求增长的膨胀性预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购买。利润不是用于积累,而是流向各种形式的消费,或流向最终对真实积累没有帮助的各种金融投资。这种偏资本、偏金融的“新经济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重恶果。拉佐尼克认为,“裁员加分红”的新经济模式破坏了创新型企业所需的财务承诺、内部人控制与组织整合三个条件。在新经济模式下,大量的技术外包和临时雇佣虽然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但却使企业的技术基础越来越狭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困,人员的高度流动性也使组织集体性学习受到了破坏;与此同时,企业的资金大量流向股东,或被用于股票回购以提高股价,原本应该留存并投资到创新的资金被占用,维持创新的持续性财务被削减。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导向下,公司经理层更加注重股票价格,而不是组织技能与组织学习(拉佐尼克,2011)。

三、新自由主义:非均衡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指责凯恩斯主义是滞胀的罪魁祸首,但作为一种替代性理论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总体经济成绩单也并不好看。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3.5%,70年代下降到2.4%,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的增长率只有1.4%和1.1%,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相当失败(大卫·哈维,2016)。但是,就推行者所希望的财富和权力目标而言,新自由主义则非常成功。新自由主义推行以来,工业的盈利能力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未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时期,在从税收融资型国家(Tax-financed state)向着债务融资型国家(Debt-financed state)转型的过程中,华尔街和金融资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Thomas Volscho,2015)。

  新自由主义者的辩护者则辩称,新自由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其中,被辩护者认为最具反击力量的是两点:第一,苏联及东欧经济已经成功转型,包括俄罗斯在内,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将一度滑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中国之上,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第二,拉美国家并非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有智利,后有墨西哥和巴西,在新自由主义的启迪下,抛弃进口替代,一度有着辉煌的表现。其中巴西更成为金砖五国之一。智利表现最好,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文贯中,2016)。

  然而,上述国家的案例并不能构成对新自由主义成功的辩护。智利、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于矿产和农产品。是资源价格上涨,而非生产力进步使这些国家暂时进入了中等收入以上水平国家阵营。智利的铜产品出口长期占据其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其经济涨落基本上与铜价同步,铜矿生产和以铜为原材料的电极生产占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2013年智利出口产品中,铜矿和电极产品达到了出口总额的65%,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自2014年初以来持续下跌,智利经济也随之下降到最低点。而巴西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60、70年代分别为7.1%、6.1%和8.9%,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80、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增长率则分别是3%、1.7%、3.3%,2010年到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4%。而俄罗斯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观察俄罗斯GDP增速和国际原油与天然气价格,就可以发现两者具有惊人的一致性。1989年休克疗法以来,俄罗斯经济一路走低,十年间缩水近百分之五十,1998年第三季度国际油价跌至历史最低点,同年俄罗斯GDP也达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1999年之后,国际原油与天然气价格开始一路攀升,从1999年的每桶不到20美元攀升到2008年的147美元,这一时期俄罗斯GDP也随之增长,并在2007年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但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一路震荡探底,俄罗斯经济也随之掉头向下。即使是被视为表现最好的波兰,情况也不容乐观。曾任波兰副总理兼财长的科沃德科(GrzegorzKołodko)曾指出,波兰2011年的GDP是1989年水平的190%,而中国GDP则在22年内已经增长了5倍。科沃德科认为,如果波兰不是在转轨之初的1989年至1991年大搞休克疗法,1998年至2001年间执政的政府又接受了新自由主义,那么波兰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样的绩效,怎么能被称之为是“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

  2016年,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等人在IMF期刊《金融与发展》2016年6月刊上发表了《新自由主义:过度兜售了吗?》(Neoliberalism:Oversold?)一文,该文将新自由主义总结为“三利三弊”。三利是:第一,全球贸易的扩大使千百万人得以脱贫;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往往是向发展中经济体转让技术和专门知识的一种方式;第三,国企私有化导致了更有效的服务提供,并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论文同时也承认,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三个弊端:首先,如果从更多更多范围的国家考察,新自由主义促进增长的好处似乎相当难以确定;其次,增加了不平等;最后,不平等的增加反过来会损害增长水平和可持续性(Jonathan Ostry,2016)。

  这一评价也符合哈维和大卫·科茨等人的判断,即,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哈维认为,真正从新自由主义受益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而这些国家之所以受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并未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大卫·科茨则进一步细分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的不均衡发展和差异性表现。在他看来,除了英美之外,中东欧和拉美国家实现了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办法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抵抗新自由主义。由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体的抵抗,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阻止了彻底的新自由主义,例如,一些西欧国家就只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减少管制,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但保留了社会福利和工会力量,他将这类国家称为社会新自由主义。而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最成功的亚洲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向新自由主义的彻底转变,日本依然保持了稳定的集团主义模式,而韩国,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则采取了政府主导模式并且发展迅速(大卫·科茨,2014)。

  全球性的差异有利于资本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这一体制环境下实现积累和利润。以新自由主义为特点的全球化生产组织,可以从地区差异中获得利益,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和生产的环节可以被分配到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例如,将中度劳动密集型生产安排在中东欧这些经济全面开放,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却相对便宜的国家,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安排在基础设施完善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这种通过地区差异性获利的行为,只是“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劳动力套利”(保罗·克雷格·罗伯茨,2014),是输出国的企业将其社会成本从一国转嫁到了全球,其结果只是让那些输出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纳税雇员越来越少,而刚性社会福利却依然高企,最终是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输出国陷入了去工业化和债务负担的双重困局。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只是使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可以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对比新自由主义推行时期的公认受益者,如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陷入困局的发展中国家,如拉美等国,不难发现,一个最典型的差别就是对待金融开放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资本有限,可以借贷进行经济投资,促进其经济增长,但也同时存在“无法避免的收益和风险并存的二元性”(Obstfeld, Maurice, 1998)。而发展中国家在开放金融条件下无法抵御金融冲击的风险,其原因也很明了,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推动力量和支配手段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高流动性以及其无所不用其极的短期套利手段必然加大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的风险。乔纳森.奥斯特里等人的研究表明,1980年以来,在50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已经有大约150次危机事件由资本流入导致,其中大约有20%的事件以大面积金融危机告终而加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被证明是一个风险因素(Ghosh, Atish R., Jonathan D. Ostry, and Mahvash S. Qureshi, 2016)。而除了提高崩溃的可能性之外,资本开放还具有分配效应,即明显加剧不公平,尤其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不公平的分配效应将会更大(Furceri, Davide,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5)。哈维则指出,通过金融机制榨取贡金,属于老式的帝国主义活动,但却证明对于重建阶级力量助益良多,尤其对那些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而言更是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依然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化,“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在那次危机中,凡是还没有开放其资本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受到的影响,远远小于那些开放了资本市场的国家,比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而凡是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韩国,也都能很快地从危机中恢复。

四、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哈维的警示及其价值

 

  在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一些从发展型国家视角探讨中国模式的学者,也用自由的新发展主义(liberal neo-developmentalism)一词来形容中国(So, A. Y. 2016)。虽然大量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都认可中国发展模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强有力的中央管控和明确的发展计划等,但也认为这种特殊性中不乏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元素。例如,大卫·科茨等就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废除社会福利项目和政府教育资助,并将大部分国企私有化;而楚贝克则认为中国在表现出强政府干预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较高的开放度(Trubek D M,2008)。

  但大卫·科茨关于中国废除社会福利项目和教育资助的判断显然缺乏依据。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及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和社保基金收支也一直呈告诉增长状态,尤其自1992年以后,增长更为迅速。其中,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从1992的867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3280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7.9%,国家社保基金收入和支出在1992年分别为377.42亿元和327.06亿元,到2015年分别增长为46012亿元和38988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为23.22%和23.1%.。另一方面,如果大卫·科茨的国企私有化仅仅是指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这一阶段,尚可接受。但如果从四十年的长期历程看,这一点未必是成立的。全国企业资产总额和国有资产总额从1997年的124975.2亿元和44340.2增长至2015年的1406831.5亿元和378101.1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4%和12.6%,从占比上看,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的确从1997年的35.5%下降到26.9%,但领域高度集中于能源、钢铁、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投资看,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6年的44823.95亿元和6471.98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213775.53亿元和19397.67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9%和11.6%。而私人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6年的33378.16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29167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4.2%,外资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4年的3854.01亿元和3113.5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11846.32亿元和14223.21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和13.4%。因而从速度上看,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的下降只能说明,国家投资和社会投资尽管同时在增长,但社会投资增长更快。鉴于国有企业高度集中于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这种增速差距反而说明了国有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能力以及国有经济的引擎作用。

  统计数据反而佐证了哈维的观点。即:中国一直在努力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哈维看来,中国在通过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方式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防止国内形成任何稳固的资产阶级权力集团。哈维的判断主要依据于两个方面,第一,从投资上看,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当年韩国和日本,这可以说明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将资产阶级所有制保持在海外;第二,中国对外国证券投资设置的壁垒也有效地限制了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努力,中国也不愿意允许国有银行之外的金融调节形式,这就使国际资本丧失了其面对国家权力时候的重要武器,而长期以来对在保持国有制结构不受影响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极力通过改革释放企业管理自主性,也类似地带有抑制资产阶级形成的意味(大卫·哈维,2016)。

  如果这两点构成哈维所说的中国避免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的关键特征,则需要认识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上述两个方面都面临着挑战。第一,从中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看,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所说的“三利”之一,即获得技术和专门知识。但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一方面受成本、环境资源约束倒逼,另一方面也受其他后发国家的底部竞争压力,产业升级在所必然,而在从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型,沿着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上攀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处于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的技术优先国家及跨国公司各种手段的挤压和绞杀,海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和知识红利会趋于下降和紧缩。而且事实上,2016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哈维所说的通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从而将资本主义所有制保持在海外,而是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如何输出中国和平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以中国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第二,中国2017年GDP总量仅次于美国,已占全球全球GDP总量的15%,与欧洲基本相当,面临着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与整个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影响力不成比例的问题,为美国提供廉价消费品同时购买美国国债为其提供债务金融支持的模式也无法持续,而要打造人民币国际市场,形成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就需要通过金融开放实现“将中国金融体系打造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能够与中国经济规模及影响力相匹配的金融体系”这一宏大目标,这对中国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和基础条件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警示,他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新经济改革包括两大主要元素,一是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一是推动中国向西方国家的消费主导型经济靠齐,在哈维看来,对中国而言,这两者可能都是致命的,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自由交易的货币,意味着中国需要面对华尔街在期货市场的做空交易和外资大规模进出造成的波动,在开放其金融体系和货币之前,中国的决策者务必要审慎衡量可能面临的风险。

  事实上,相较于金融开放的风险性,哈维的另一重警示更值得我们重视,即如何避免国内形成新自由主义制度重组的社会阶层。哈维强调,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型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产业政策以及培养良好的商业环境等积极的国家干预主义措施,的确获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会,但与此同时也会引起社会阶层重构,随着新自由主义得益者阶级力量的壮大,它就倾向于摆脱国家权力,并且对它进行重新调整,使国家经济社会体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发展。就新自由主义的偏金融、偏资本这两个关键本质而言,中国要真正避免新自由主义的路线陷阱,始终要谨防和控制金融食利者阶层,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在政策偏向上要偏劳动者阶层,致力于提升大众福利,从而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谋幸福”。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小石头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wyzxsx0856)

收藏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点击排行

  • 两日热点
  • 一周热点
  • 一月热点
  • 心情
  1. 客观地看待周总理治丧规格——宵小之辈休想借此攻击毛主席
  2. 毛周对话:硬要说连你的智慧也都是集体的,就离谱了
  3. 顽石:别和狗讲道理
  4. 国粉黑共全靠编,乐看谣棍被打脸!
  5. 尹国明:警惕极不寻常的“政治正确”,意在搞垮国企!
  6. 伟大的友谊,光辉的历程!
  7. “养虎为患”缘何“大戏连台”——“ 若按“权健模式”发展必是死路一条
  8. 我们民族历史上为何多出奸贼?
  9. 施虐,裹脚,性侵……罪行累累的女德班,正在摧毁我们的下一代
  10. 侯立虹:人在做,天真的在看吗?
  1. 深不见底的权力暗斗 ——陕西千亿矿权案的六大疑问解读
  2. 《辞海》去毛泽东化真相:原来是美国的意见
  3. 顽石:什么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4. 嫦娥4号登月,拆穿了多年以来的一个骗局!
  5. 人口雪崩, 说啥都晚了
  6. 崔永元又“立功了”?这是民事案件还是国有资产流失?
  7. 觉得不可思议吧?大学团委新年第一天微博悬挂民国国旗
  8. 客观地看待周总理治丧规格——宵小之辈休想借此攻击毛主席
  9. 去伪求真:“毛泽东热”有反毛小丑们一份功劳
  10. 毛周对话:硬要说连你的智慧也都是集体的,就离谱了
  1. 美国要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2. 民心所向!各地早早掀起庆祝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活动狂潮
  3. 多少人都在误会毛爷爷,是时候澄清一下了!
  4. 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媒体为何集体失声,原因是?
  5. 顽石:人民的评价才是最高的评价——写在毛主席125周年诞辰之际
  6. 赵改革家里的那点事
  7. 李慎明:只有正确评价毛主席,才会有光明灿烂的前程
  8. 孙锡良:孟晚舟事件与华为前路
  9. 网络照妖镜:越反毛越无耻!有一个算一个~
  10. 司马平邦:历史必将还他千年英名
  1. 毛周对话:硬要说连你的智慧也都是集体的,就离谱了
  2. 嫦娥四号:我们错过了大航海,不会错过星辰大海
  3. 李慎明:只有正确评价毛主席,才会有光明灿烂的前程
  4. 人口雪崩, 说啥都晚了
  5. 对话“张扣扣案”律师:他说,选择“复仇”时就已经知道后果了
  6. 觉得不可思议吧?大学团委新年第一天微博悬挂民国国旗